從“語法規範”拉雜談起

我常和一些老師談起種種有關語法的問題。

我們教書的時候，也常常掉入教語法不能自拔的窠臼裏頭。

有的朋友在課堂上甚至把語法煞有介事當作是“練兵黷武”的事情來看待，聽他們說起叫人聽不下去。

我們常常不自覺地因為語法的問題，錯過了許許多多的好文章；我們因為語法的限制，而埋沒了許多有可能是天才的少年；我們因為語法，可能使學生討厭學習自己的母語。

討厭學習自己的母語，這是多麼可怕的罪過，只要深夜一想起，可能就會讓你無法成眠。

前輩會對你說，以前我們教書的時代，只是注重所謂的“語感”，一句話寫出來，有沒有美感，是憑感覺體會的，那種心領神會，就像是茅塞頓開，醍醐灌頂，文章就能寫得動人。

自從多了“語法”這只妖魔處處掣肘，心聲難免難吐，好比巨鷹受困籠中，釋放自己不出來。

有好多好多千絲萬縷的情感，合該以何事先行，只有當事人最最清楚。不是嗎？

語法據專家所說，它是一套人們使用語言的規則，專門研究語法的專家學者先生們，經過多年來的試驗與約定俗成，在人們生活的中間，抽絲剝繭，採用大家都能適應的規則。雖然如此，值得爭議處還是很多，所以，這讓我不禁懷念古代起來。

古人根本沒有語法概念，從未制定過語法。一本《莊子》，要是講規範化的語法，怕會在中間咬出許多蝨子來。

語法難道是從天而降的嗎？當然不是。講故事都是這樣開始的：很久以前，西方的學說向東“移民”以來，一個叫做馬建忠的留法學生，參照拉丁文的語法，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，在其兄馬相伯曾參與之下，在1898年為古文制定了第一部文法，那是中國第一部語法書——《馬氏文通》。該書以典範的文言文為研究物件，從經、史、子、集中選出七八千句古漢語例句，以拉丁文語法為理論參照，對其中的虛詞、實詞及句法進行了較為系統而深入的研究。

它不但開闢了語法學的新紀元，也標誌著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始。



有人可能會說，沒有馬建忠，也許就不會有語法了。這話說得天真，沒有馬建忠，當然可以有其他人取而代之。這不是怪罪“指定人選”的時候……

須知在五四運動之後，大家崇尚起白話文的寫作，當時形成了一股時尚，不斷完善的語法隨之才制定了出來。顯然，這是時代的需要。

既然怪不了誰，就安然接受唄。

我有些學習上的趣事，至今還是忘不了的。這確實是當時的記憶，珍貴無比。那時候我不過八九歲，白話裏面沒有第三性的性別區分，都叫“他”，用來指動物，則用“牛也”（牠）（兩字拼寫在一起），不知道哪時候才有的“她”“它”，而“它”有了之後其實指無生命的物體。

我當年讀書時，就是用這樣的文字。

那時候，我們在坊間找到的書，不管是本地你的還是外國的，還把“的”“底”交替著使用。

“我的家庭”寫為“我底家庭”。馬華文學裏面舊作品就是用這樣的文字。我念書時，課本上不用，但是外頭的書用得可凶了。當然現在這支歌兒就不唱了。他們（你知道就是“他們”）又用“的”來作定語（例如“原有的文字”），而用“底”來作所屬格（例如“她們底髮型”），但最後“底”還是遭遇“不測”，沒有保存下來，留下來的只有區分定語、狀語、補語“的、地、得”。其實，這三字都念“de”，為什麼使用不同寫法？我想道理和使用“他”“她”“它”一樣，那是為了人老祖宗創作太過簡陋粗放，所以後人想給老祖宗彌補彌補，不想讓他們不光彩。

如果你研究一下，你知道到中國新文化運動另一個重要成果，就是使用白話文翻譯外國作品。于此時，文法才更大肆地侵略了中國的文化領土。此前外國文學作品都是用古文翻譯的。最有名以古文翻譯外國文學的翻譯家乃林琴南（林紓）。可敬的是他絲毫不懂外文，靠的是洋學生為他口頭先翻譯一遍，他再用優美文言寫出來。




你可想過翻譯可以這樣？他的許多譯作如《茶花女》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等在當時引起很大轟動，使中國人首次得知原來別人的文化並不弱，照樣有迴腸盪氣、催人淚下的傑作，但在現代人看來，此類翻譯作品根本不堪入目。

五四以後，外國作品就都用白話文來翻譯，西式句法大量引入中文，使之從原始的單句文法變成了含有簡單複句的比較複雜的文法。例如“這麼作的結果是……”就是典型的西式複句，在古文或舊白話文中根本看不到。到了今時今日，你說這是西式複句，恐怕還有人不相信。

新文化運動之前，中文終於引入西式標點。我們可愛的老祖宗幾千年來竟然沒有發明標點符號，整個文章“渾然一體”，既不分段落，也沒有標點，閱讀時到底該在哪兒斷句，那是學童必須掌握的基本功！這基本功稱為“句讀”。韓愈就在《師說》有“句讀之不知，惑之不解”之句。我困惑兩千多年下來古人怎麼不覺得有發明標點的必要？

我在四年級的時候發現同學的家中有塵封的藏書，大量的舊白話文小說，我撥撥塵，一面看一面做“吸塵機”，發現文白相間的舊“白話”小說好歹把章回分開了，但在同一章內仍然是密密麻麻一片，沒有標點，不分段落，讓人看得眼睛疼，只是在字行旁邊加了密圈。一開頭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，看來看去也就猜出來了：但凡不加圓圈之處，便是句子結束之時。您說古人到底笨不笨？

中式標點是直到1910年才被汪原放打破，他首先以西式標點點斷渾然一體的《水滸傳》，並按洋人習慣劃分了段落，交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，引來守舊派的強烈抗議。先進畢竟要戰勝落後，最後汪那“漢奸”行為還是讓大眾接受下來了。原來汪原放很早就傾心于胡適的有關《論白話》《論標點符號》的論述。1917年底，他在胡適家住了一個多月，胡適指導他看了中國第一流的白話小說《水滸傳》《紅樓夢》。汪原放在回憶錄中說，他萌生標點、分段四大小說的想法，大約在1920年初。這恰好與1920年2月2日，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校頒佈採用《新式標點符號》教育令的時間吻合。汪原放的這一選題靈感應當說與上述因素多少有一定的關係。也正因為這一點，這個時候標點舊小說的舉措，便充滿了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文化指向。




古老的文字，一層層的藩籬被打破了。聽說中國的現代化，照當時的說法是舊文化過時，是洪水猛獸，是國家敵人，人人得以誅之。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？中文方塊字，曾一度被認為是妨礙進步的絆腳石，拉丁文字才是進步的。中國要進步就一定徹徹底底與舊有的一切撇清關係，於是中文拼音出來了。後來，它雖然因為漢語是單音節語言而沒能達到取代中文的終極目標，但畢竟提供了一種遠比老祖宗發明的“反切注音”更先進更科學的注音方式，使得現代人對漢語的音素結構一目了然，押韻再不是什麼困難的事。

這說來似乎平平無奇，但大家如果瞭解古人因為不懂這套便只能黑暗中苦苦摸索，就會知道引入這點簡單的學問給後人帶來了何等益處。你若是不信麼，請去鑽研《鏡花緣》上那作者視為不傳之秘的絕學：“崗根公姑，方分風夫，張珍中珠”。

時移境遷，世界電腦化以後，現代華人的腦子裏和文章中，已經沒有什麼中華精粹留下來了，還好現代中文方塊字沒有遭受外來因素荼毒。看看本質，現代中文完全是一種靠大量“外援”由學者們人為製造出來的文字。

有人很賭氣地說：如果抽去先賢千方百計、殫精竭慮塞進去的“外物”，則中國現代文化大廈立刻崩摧。

我覺得不需要那麼洩氣，我們也不需喪失自信心，看看日本人沒有本事發明文字，甚至沒有本事發明字母（假名乃是中文草書偏旁），人家不也活得好好的？

說穿了，文明是全人類的財產，沒有哪個發達的文明不需要外來的刺激。每一個文明都是累積與創新，所以語法、詞語規範不是幾十年間就能定下來的事情。我們不必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，畢竟那些不合規範的，認真來說，它們都不是“錯誤”，它們只是不規範而已。

在漢語運用主流國家尚且謙卑地學習，不斷的改革創新，不斷有新意見湧現，我們作為邊陲，千萬不要固步自封，拿中國努力這麼多年還在努力的學問來砸自己的腳。不管中國新文化運動帶來什麼衝擊，我們不能失去自己。我們這裏沒有大作為，也有小作為，怕只怕一旦本末倒置，連那小作為都親手扼殺了。罪過罪過。

聽我以前的老師說：東方人遇到挑戰，會向自身提出要求，改變自己的能力。西方人則向外界提出要求，改變外界條件。

聽不明白？舉例來說，東方人使用的筷子，歷史悠久，至今還在使用，沒有什麼發展，而西方人則發展成了一套餐具。這好像是說中華精粹輸人了，其實不是這樣。我把這樣的情況說成是東方人的一雙筷子的功能，其實跟一套餐具的功能一樣能滿足進餐的需求。

還是不明白？好了，言歸正傳，就說“語言”這回事兒，華人不是沒有遇到過閱讀障礙，剛才上面就說了，從韓退之“句讀之不知”就可以看到“斷句”是中國古人最經常遇到的閱讀困難。中國人有沒有去改造那個書寫方式？沒有，他們是“向內”要求自己提高閱讀能力！

既然自認東方人，當然要做東方事，方式要是東方式。“外援”固然重要，但看情況，我們“內省”的功夫，不能撇下。只有看清楚我們的最終目的是什麼，我們其實不需要那麼為難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