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而優則仕

昨天上“大學”“中庸”的課程，和同事筱韻談到近來國內文人從政的問題，她說“學而優則仕”是某些文人的理想。

我對這個相當好奇，就查了一查，看“學而優則仕”是不是當時人說話時的意思。

原來今人訓“學而優則仕”為“學之優良則仕官”，是不正確的。

《論語•子張》載：“子夏曰：‘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’。”這就是“學而優則仕”的出處也。

子夏是誰呢，他是孔子的弟子，春秋時候人，說話時當然是春秋時代。他不可能說出現代人口中的意思來。

訓“仕”為“入官”，訓“優”為“良好”，都是現代人的意思，並非古義。

漢朝時候有個許慎，編了《說文解字》這部書，書裏記載“優”訓作“饒”，說“優，饒也；饒，裕也。”就是有餘力的意思，不是什麼“良好”；“仕”訓作“事”，就是做事、行事，並非“做官”，所以當時的子夏說“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”，本義其實是“行之有餘（餘力）則學，學之有餘（餘力）則行”，是為辨證學與行而作出的言論。

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代，批判孔孟之道，其中有一條就是批判孔子宣揚的“讀書做官論”，主要根據《論語》“學而優則仕”這一句話。當時人們都深信不疑。

按照文革時代的理解，把這句話完整地譯成現代漢語，則是：做官做得好了就可以去讀書，讀書讀得好了就可以去做官。這樣一譯，就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了：難道讀書與做官是可以循環往復的嗎？

從古到今雖然有無數讀書讀出頭去做官的，可是有哪一個做官的人再回頭去讀書做學生呢？

後來，清代揚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劉寶楠的《論語正義》，引用博通今﹑古文經學的東漢經學家鄭玄《正義》的一種解釋：“古者大夫、士，年七十致事，則設教於其鄉。大夫為大師，士為少師。是‘仕而優則學’也。學至大成乃仕，是‘學而優則仕’也。”

我覺得這種說法也很勉強，因為士大夫到了七十歲不再從政之後，只是“設教於其鄉”，是教書，而不是讀書，所以並不是“仕而優則學”而是“仕而優則教”。

《說文解字》正好提供線索，它為我們開啟了明白之道：為官做事，如果行有餘力，則可以多讀點書；讀書學習，如果行有餘力，則可以去謀取一定的職務做點事情。孔子的許多學生應就是這麼做的。

據後人考證，“優”一詞，在先秦時就是“饒”“裕”；而“優秀”“優異”之義，是漢代以後才產生的。所以，把“學而優則仕”解釋為“讀書讀得好就可以做官”，並不是子夏之本意。

宋朝大儒朱熹《四書集注》雲：“優，有餘力也。仕與學理同而事異。故當其事中，必先有以盡其事，而後可以及其學。然仕而學，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，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。”這才是是子夏的本意。

朱子也在家訓中寫到：讀書志在聖賢（成為有德有才之人），非徒科第（做官）；為官心存君國，豈計身家。可見，他對“學而優則仕”的理解，與今天人所說的也是大相徑庭。今人以自己的洞見來張冠李戴，望文生義；其實是似是而非，貽笑大方的。

話說回來，從“學而優則仕”到“學以致仕”，是一個“仕宦”傳統的轉向，“士”的理想在這裏悄然湮滅。“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聞。”讀書人學有所成，怎麼不想到要成就一番事業？是為了國家，還是為了私己，只有留給別人日後評斷。考取功名，通過做官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，這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成功的人生道路的寫照。

儒家提倡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，今天把“學”而“優”則“仕”作為讀書人的行為目標，雖然意義上相去甚遠，但是重溫“讀書志在聖賢，非徒科第”這個朱子留下的古訓，在今天還是鏗鏘有力，擲地有聲。

如果問你，你問什麼讀書，你會怎麼說？有的人會回答：“為明理而讀書！”也有也許回答：“為做官而讀書！”一些家境貧困的可能回答：“為掙錢，為吃飯，為不受欺侮而讀書……”還有的人會說：“為家父而讀書！”肯定引人發笑。聽說當年學校的校長問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為什麼讀書，他回答的竟然是“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！”答得很莊重，口中氣概，心中志向，緊系的是一整個國家！

北宋皇帝宋真宗趙恒曾著詩《勵學篇》。曰：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；安居不用架高樓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；娶妻莫恨無良媒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；出門莫恨無人隨，書中車馬多如簇；男兒欲遂平生志，五經勤向窗前讀。”像這樣小家子氣的答案，只是說出了普羅大眾的口舌心聲。對一個心系家國的人，“千鍾粟”“黃金屋”“顏如玉”和“車馬多如簇”並不是最後的目標。

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在《士與中國文化》裏認為：“士已從固定的封建社會關係中游離出來，進入‘士無定主’的狀態，社會出現大批有學問有知識的士人，他們以‘仕’為專業，然而社會上並沒有固定的職位在等待他們，在這種情況下便有了‘仕’的問題。”他認為“仕”的本義乃是“士”在其“位”（即士人），而恰恰只有“不在其位”，才有“仕”的問題，所以我們本能地把“仕”等同於“為官”（仕宦），這多少是中國歷史內部權力異化後的印象，“仕”被簡單地理解為“如何獲得其位”，而“位”又進一步成為權力的象徵，“學”與“仕”便如同一根不斷拉緊的橡皮筋，“仕”成為異化的權力，而它的異化，同時也改變著“學”的最終目標。

想來我們口中談的那些文人，不會忘了初心。無論置身於什麼位置，憑著“仕”的道德自律與內在修養，“在其位而謀其政”。即使理想與現實對立，得到“位”的士人仍然能夠保持憂患意識。

仕途，往往讓人們從一種單純的“士”的理想蛻變成一種權力關係的駕馭者，他們將掉入一個控制與反控制的權力“場”，從最早期對“學而優則仕”的解釋，演變成現今的樣子，士人選擇了“學問優異而為官”還是“學有餘裕則實踐”，只不過是一種說法。這樣一處所在，將是人們原本文化場域裏一種不安的變易。而我們知道，變易是永恆的。

我在《大學》的課程中學到“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”這句話，意思是說：大學之道，在於你能否明白你那顆晶瑩透明的真心，在於你能否用那顆真心去對待身邊的每一個生命，在於你能否到達本性純潔的至善境界。溫文爾雅的徐老師一直在說，大學，就是為了學“大”，學“天”，因為“唯天唯大”，可以包容一切，滋養人間一切事物，他謙虛地說，他還沒有做到，只能用許多現實生活中的例子解釋給我們聽。

對我來說，不管是《大學》還是《中庸》，其實是兩篇教人愛人的學術文章，《大學》讓我們從愛自己做起，以真心行天道，推己及人，先成就自己，再成就別人。而《中庸》它所提倡的是人類精神活動與行為活動應當控制在恰到好處（宜）、不偏不倚的狀態。它用很多篇幅講天道之誠與人道之誠，“誠”是天、人合一的關鍵，沒有“誠”（擇善而固執），人們便無法認識和體察天道，也無法認識和把握人道。孔子以“中庸”作為“至德”，是中正不偏的體現，是行為態度的平衡點，是做人的最高藝術，是內外合一，身心一致，它經常可行（“時中”），卻鮮少有人真正做到。

做不做得到，當然不能一時定論，愛人本來就是很難的事，何況要你愛全部的人，夠著全人類的心？要調節好人際關係，只有以誠實、善良的品德意識來培植加固。子曰：“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；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”只要“將心比心”，才能去愛人，以三達德“知、仁、勇”來調節人與人的關係。這種愛人之道，應無論窮達，窮則獨愛其身，達則兼愛天下。

“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。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”人人生而俱有仁性，有愛己愛人的天性與使命，希望各位仁者能“慎獨”“誠意”，堅持“至誠盡性”原則達到的理想境界，找到了自己在宇宙間的真正位置。